在清代，虽然并未设立宰相这一职位，但在非正式场合下，人们习惯将内阁大学士称为宰相，这是受中原文化影响的结果。准确来说，只有那些兼任大学士和军机大臣的官员才能真正被冠以宰相的尊号。更为谨慎的说法是，只有那些兼任内阁首辅和首席军机大臣的官员才可被视为真正的宰相。这称谓的弊端之一在于，在清代的官场中，人们倾向于使用更为尊贵的称呼。乾隆皇帝统治时期，协办大学士有时被尊称为“相国”，尤其在野史笔记中，对于宰相、中堂、相国等称谓的使用异常频繁。晚清时期，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三位重要人物曾被赐予殿阁大学士的荣衔。对于这些官员的尊称，人们通常将左宗棠尊称为“左爵相”，而对李鸿章则有“李中堂”、“李相”的尊称。然而，曾国藩却通常以“曾文正”之名被尊称，相较之下很少使用“曾相”的称谓。
一、功劳之巨，朝廷戒备重且限制多
曾国藩，是太平天国运动后崛起的杰出人物，他领导的湘军在战争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咸丰皇帝甚至因他攻破金陵而赞誉称：“能够攻破金陵的人，可封为郡王。”由于满洲贵族对的嫉妒，称清代没有异姓封王的先例。这一说法显然是荒谬的，因为在清朝历史中，像曾国藩这样的异姓封王并非少数，且大多在他之前已有先例，只不过是朝廷找了个借口而已。
曾国藩被誉为清代一位权威独断的总督，在担任两江总督期间，朝廷赋予了他节制四省军权的重任，甚至江宁将军都需听从他的调遣。然而，由于慈禧太后对他的疑虑，朝廷设下重重防范，曾国藩不得不主动裁撤湘军。由于朝廷的猜忌，人们在曾国藩生前不再敢对他过高地称誉，他去世后，人们习惯以“文正公”来称呼他。这只是曾国藩人生中最后的低谷。在他的一生中，他以勇气和智慧战胜了一切困难，创造了属于自己的传奇。
二、后半生未在京任过职
曾国藩以翰林出身而闻名，他的前半生仕途一帆风顺，以“十年七迁”的美誉广受赞誉。在湘军组建之际，他的官职已是侍郎的正二品，随后由于军功升迁，成为总督、协办大学士、大学士。虽然清代总督兼任大学士的情况并不罕见，比如鄂尔泰在雍正朝之前已担任云贵总督，但那时并没有人将其称为中堂或宰相。
当鄂尔泰被召至京城后，很快就担任军机处的首领，这时他才真正成为宰相。左宗棠在收复新疆后，晋升为东阁大学士、二等侯。野史笔记中有记载，在左宗棠未到京城任职之前，人们对他的称谓是“左爵爷”。
光绪七年，左宗棠奉旨入京，被调至军机处任职。在晚清四大名臣中，只有左宗棠担任过军机大臣的职位，因此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左宗棠可以被称为“宰相”。因此，他的称谓也由此改变，变为了“左爵相”。然而，由于左宗棠的名字与“中堂”的发音相近，同僚们认为称呼他为“左中堂”或许不够尊敬，因此一般较少使用这个称谓。
李鸿章与曾国藩的情况又有所不同，尽管他也是地方官员。当李鸿章职位达到巅峰时，他担任了数个要职，除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之外，还是海军衙门的会办大臣。海军衙门是晚清时期平行于军机处和总理衙门的一个机构，由醇亲王担任海军大臣。然而，实际上，醇亲王只是一个虚职，海军衙门的真正权力都掌握在李鸿章手中，而且海军衙门的主要任务也是为北洋海军提供服务。
此外，李鸿章还以文华殿大学士的身份高度参与朝廷的内政和外交事务，因此他的身份并不属于地方官，而是直接归属于朝廷的重要人物。因此，无论是生前还是逝世后，官场上对他的尊称始终是李中堂、李相。
三、所处时代背景的不同
清代地方督抚的实力逐渐提升，尤其是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曾国藩是第一位汉人督抚，然而他未能亲身见证汉人督抚“作威作福”的盛世。历史记录中提到了“同光中兴”，这一时期是指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被平定，一直延续至甲午战争。在这段时期内，洋务运动兴起，引起了广泛关注。湘淮军集团的核心人物，如左宗棠、李鸿章等在洋务运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朝廷事务。曾国藩是洋务运动的发起人之一，但他过世得较早，未能亲身体验这场变革所带来的红利。若是他再多活十年，将不可想象他的声望将达到何等高度，成为不可撼动的宰相。
按照清代的惯例，即便外省总督拥有大学士的头衔，也不能被称为宰相。在整个清朝历史上，宰相这一称谓并不常见，甚至乾隆皇帝本人也反对使用“宰相”这个称呼。即便像福康安这样备受皇帝厚爱的顶级精英，也未有人敢称其为宰相。
唯一一位在正史中被赐予宰相头衔的人物是刘统勋。乾隆时期，大学士军机大臣刘统勋逝世，乾隆深感痛惜，对其功绩赞誉有加，特赐谥号文正，并誉之为“真正的宰相”。这是清代官场中极为罕见的例子，凸显了刘统勋在乾隆皇帝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