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汉战争，垓下一战，项羽兵败，乌江（今安徽和县乌江浦）自刎。
千百年来，乌江渡口，无数文人墨客写下感叹项羽的诗文。
杜牧认为：“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
然而王安石却几乎是针锋相对地指出：“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与君王卷土来？”
项羽乌江之败是历史的必然，即使项羽重返江东，他还能再集吴中八千子弟兵为他舍身卖命吗？
那我们又该怎样评价刘邦项羽这两个著名的历史人物呢？
伟人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他这一句话是完全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高明论断，在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所谓“高贵者”即指达官贵人、富商大贾；“卑贱者”即指平民百姓。
项羽是高贵者。陈婴说得好：“项氏世世将家，有名于楚。”项羽是楚国贵族、将门之后，又身长“八尺余，力能扛鼎，才气过人”。
也就是说，项羽类似于“生于深宫之中”的贵族子弟，此种人没有基层工作的经验，不知民情，妄自尊大，刚愎自用。
其实，司马迁很抬举项羽，把他列入“本纪”，记述描写也颇用情。
在《史记》中，《项羽本纪》写得文采飞扬，他在“太史公曰”中写道：“‘舜目重瞳子’，又闻项羽亦重瞳子”，秦失其政，项羽起事时年仅２４岁，三年之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称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
他在夸赞项羽功绩之后，笔锋一转，严肃、尖锐、中肯地批评项羽：
“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
在司马迁笔下，刘邦无疑是“卑贱者”，平民出身，但又“不事家人生产作业”，不愿意从事平民百姓的生产劳动，一心想当官，到了壮年，竟也当上一个小小的泗水亭亭长，经常与衙役们厮混，“好酒及色”。
如此看来，楚汉战争刘胜项败的原因，仅仅从司马迁以及王安石等人的评价，从刘项二人性格教养去比较，是得不出令人信服的答案的。
从表面上看，项羽“自矜功伐，奋其私智”的性格特征固然自我扼杀了战胜刘邦的几次机遇。但是，即使项羽击杀了刘邦，迟早还会出现“张邦”“李邦”打垮项羽。
必须看到，“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论断，乃是着眼于“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的重要观点，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论断。
因此，我们必须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结合刘项二人所代表的利益集团及其阶级基础，对楚汉战争的胜败原因进行阶级分析和科学评价，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
概括地说，刘项的优劣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的区别加以考察。
政治道路的区别。项羽失败最关键、最要害的原因是政治道路的失败。
项羽在反秦战争胜利后，以政局主宰者的姿态发号施令，在全国范围内封了１８个诸侯王，自封西楚霸王，定都彭城（今江苏徐州），占有梁、楚一带九郡之地（约当今江苏、安徽、山东、河南部分地区）。
他为了限制刘邦，将巴、蜀、汉中之地封给刘邦为汉王，试图困锁刘邦。项羽大封诸王，造成了新的分裂割据局面，完全是违背历史潮流的开倒车行为，极大地违反了广大人民要求统一的愿望。
中国五千年的历史证明，统一与分裂的统独之争是政治道路之争，是民心向背之争，是文化正误之争，是进步反动之争。
天下统一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楚汉战争之后，只有国家统一才能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各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有利于各民族的融合，有利于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有利于维护国家的安全。
因此，项羽大封诸侯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错误路线，注定是要失败的。
谋势谋子的区别。项羽的失败无疑是战略的失败。
如果说他分封诸侯是大战略上的失败，那么他谋子不谋势的错误则就是他军事战略上的失败。
项羽分封诸侯，厚待亲信，引起一些未被封侯的政治势力的不满。首先举起反项大旗的是田荣，他赶走齐王田都，杀胶东王田市，自立为齐王。
与此同时，陈余联合齐军驱逐常山王张耳。齐地纷纷起兵反楚，项羽慌忙亲率大军进攻田荣和田横，从此拉响楚汉战争的导火索。
项羽此举混淆了主要敌人和次要敌人，错误选择了战略主攻方向。
根据当时的形势，项羽主要敌人是刘邦，战略主攻方向也应指向刘邦的汉中。
由于项羽的盲动，早已窥视天下大局的刘邦重用大将军韩信，采取“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还定三秦、东向以争天下”的战略，趁项羽北攻田荣之机，很快夺占彭城。
由于刘邦放松了警惕，“置酒高会”，项羽闻讯，亲率精兵三万回救彭城，连战皆捷，歼灭汉军十余万人，刘邦险些被俘。
在战役战斗上，项羽的指挥才能和战斗作风是无可非议的。
自反秦战争以来，直至最后垓下兵败除外，项羽几乎是攻必克，战必取，可谓百战百胜。
项羽百战百胜却在决战中兵败自杀，核心的问题是未能处理好谋势与谋子这一战略关键问题。谋势谋全局，谋主动，谋远略。
刘邦自彭城失败后，规划并实施了相当高明的战略布势：刘邦亲率主力坚守荥阳、成皋的正面战场；命韩信开辟北取魏、代、赵、燕的北方战场；争取九江王英布，建立联合阵线，形成南方战场；又命彭越率领游军，深入项羽后方，袭扰楚军交通粮道的敌后战场。
由于刘邦这一战略布势连连得手，迫使项羽东挡西战，疲于奔命，终成困兽。
最后，楚汉双方强弱易势，优劣异势，主动被动异势。项羽见大势已去，无力回天，只好拔剑自刎。
民心士气的区别。民心向背、士气高低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
在这一点上，韩信对刘项二人有一番鞭辟入里的评论足以清楚地说明这个问题：
“项王所过无不残灭者，天下多怨，百姓不亲附，特劫于威强耳。名虽为霸，实失天下心。故曰其强易弱。今大王诚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诛！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义兵从思东归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为秦将，将秦子弟数岁矣，所杀亡不可胜计，又欺其众降诸侯，至新安，项王诈坑秦降卒二十余万，唯独邯（章邯）、欣（司马欣）、翳（董翳）得脱，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强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爱也。大王之入武关，秋毫无所害，除秦苛法，与秦民约，法三章耳，秦民无不欲得大王王秦者。”
有了韩信这番话，再加任何文字都是蛇足了。
品德修养的区别。对于将帅修养，《孙子兵法》要求做到“静以幽，正以治”。
用孙子这个标准去衡量刘项二人，真是相差不可以道里计。将帅品德修养的好坏是关乎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
深知项羽为人的韩信一针见血地指出，项羽是“匹夫之勇”“妇人之仁”。韩信的这一评语分量是很重的。
“匹夫之勇”就是有勇无谋，就是以力服人而不知权变。
所以司马迁批评项羽“自矜功伐”，刚愎自用，独断专横，死到临头仍不悔悟，大呼“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
相比之下，刘邦则能屈能伸，临机应变，深富韬略，关键时刻善于抓住机遇，化险为夷，反败为胜。
一次是鸿门宴巧妙走脱，另一次是成皋相持，刘邦被项羽伏兵用弩箭射中前胸，“乃扪足曰‘虏中吾趾！’”接着又强忍剧痛，“起行劳军，以安士卒”，同时也瞒过了项羽。
正如他对项羽说的“吾宁斗智，不能斗力”。项羽当着刘邦的面要烹杀其父，刘邦竟回答他：“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
总之，刘邦这些表现就是刚柔兼济，深晓“小不忍则乱大谋”的道理。“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项羽刚直暴戾，外强中干。
“卑贱者”的刘邦可以忍气逃脱鸿门宴，可以忍气接受汉中王。“卑贱者”的韩信可以受胯下之辱。
不难设想，一触即跳的项羽能接受胯下之辱吗？
还要看到，项羽还不懂得重视和团结人才。韩信说他有功不赏，“印刓弊，忍不能予”，是“妇人之仁”。
韩信、陈平都是背楚投汉的奇才。最后，连亚父范增也被逼走，项羽众叛亲离，成了孤家寡人。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韩信向刘邦提出想当“假齐王”，刘邦却说：“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于是封韩信为齐王。
又如，刘邦命陈平对项羽实施反间计，需要金钱。他出手相当大方，“乃出黄金四万斤，与陈平，恣所为，不问其出入”。
难能可贵的是，“恣所为，不问其出入”显示出其用人不疑的诚信胸怀。
纵观历史，任何一个政治集团对于首都地点的选择都十分重视，因为它是关乎国家长治久安的重中之重的战略问题，必须对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山川地理乃至国际关系进行综合评估，慎重决策。
项羽灭秦之后自封西楚霸王统治全国，都城选在哪里本来应当通盘考虑，并且显而易见的是应当选取秦都咸阳，雄踞关中。
当时也有人向他献策：“关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饶，可都以霸。”
对于这一都城选址的上上策，项羽没有采纳，而是选择在四战之地的彭城建都，其理由竟是：“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
这简直成了千古笑话，当时就有人嘲讽他是“沐猴而冠”，“项羽闻之，烹说者”。
后来，刘邦打败项羽建立汉朝之后，就是“入都关中”。
刘邦笑到最后，他才真正在故乡父老乡亲拥戴之下显摆了一番。
史载：“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发沛中儿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击筑，自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儿皆和习之。高祖乃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
司马迁活灵活现地描述了一个胜利者的形象和其内心世界。
以上五条粗线条地比较了刘邦、项羽的优劣，严格地说是对刘项两个政治集团优劣的比较。
仅就刘邦而言，他的许多战略决策都是手下良将贤臣的主意，乃至一般智者如郦食其、三老
董公等人的主意，刘邦的长处就在于从善如流。
他自己也曾毫不隐讳地说：“运筹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
其实，这三位人杰中萧何、韩信无疑是“卑贱者”，张良自少年起便是落魄的贵族后裔，也可以算是“卑贱者”。
应该看到，刘邦集团代表了中下层人民的利益，他们大都算是“卑贱者”。“卑贱者”的胜利就是人民的胜利，是正义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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